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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年 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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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员袁立,在秦岭见了棺材,也落了泪

刘焕林把一块块暗红色刷到自己的棺材上,这算是他家唯一一件像模像样的“家具”。

他是尘肺病人,今年45岁,很多比他年轻的“病友”都死掉了,他也早知道自己会死在这个病上,反倒因习惯而愈发平静。趁自己手脚还能动,得为自己预备好后事。

演员袁立进屋,刘焕林还是哭了,一把一把抹泪,一个西北汉子哭得像个委屈的娃娃。刘焕林觉得这样哭不太好看,有些自责,“我太软弱,不够坚强。”袁立想不出有什么能比为自己漆棺材更坚强。

这是她来陕南秦岭山区做大爱清尘志愿者的第六天。她给尘肺病患者做问卷,将死之人她见了不少,活人棺材,她也见了不少。

活人棺材死人用

向阳村的任能平家里也有口棺材,用塑料布包好,置在墙角,外面系了一圈红绸。这是袁立此次来秦岭山区遇到的第一口活人棺材。

六年前,任能平的老婆离家出走。2011年,33岁的任能平已经绝望,他看不到未来,看到的只是越来越近的死亡,他为自己打造了一口棺材,然后等待某个时间睡进去。

类似刘焕林、任能平一样为自己准备棺材的青壮年农民矿工这里有很多。“棺材都是拿油纸包起来的,随时要用,可能怕以后用的时候脏了。”袁立说。有的人来不及为自己造棺材就死了,家人只能去跟别的尘肺病人借。

袁立劝任能平别放弃,情况会越来越好。“我跟任能平约好了,今年冬天我还会去看他,跟他吃一顿饭。对于尘肺病人来说,冬天是最危险最难熬的。”

徐德地跟任能平同村,袁立进屋时,他正艰难地靠在床头吸氧,以此维持肺叶工作,但皮肤仍因缺氧泛出紫色。他尘肺病三期,是最严重的级别,有肾衰、心衰等并发症,因全身浮肿,身材比例有些怪异。不过三十几岁的人,看上去有五十多。

老婆离家出走后,家里还剩两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和一个上小学的孩子。屋里常年不见阳光,一进门,袁立被灌了一鼻子霉味。

床在墙角,墙面脏污黑黄,被子又黑又潮,袁立坐在床上听他倾诉,忍不住张开双臂抱着他。徐德地有些慌乱,头不知该放哪里才好,手只是虚搭在袁立背上。

“拥抱不能解决他们实质的问题,对吗?只是说我们不嫌弃你,我们爱你,我相信没有太多人抱过他,他自己也没有拥抱的习惯。”袁立知道这精神上的鼓励不过是“瞬间重要”罢了,她能照顾一个徐德地一辈子,但全国保守估计有600万个尘肺病人,“这不是一个人的事”。

出了门,随行医生提醒袁立,尘肺病人常有肺结核等并发症,离太近会传染。“我当时喉咙就痛了。我说,完了,我得肺结核了。”医生告诉她,只要不靠太近就没问题,也没有那么容易被传染。“我心想,其实真正得了肺结核也不怕,因为肺结核是好治的。”

对于常人,肺结核或许相对“好治”,对于肺组织纤维化的尘肺病人,连感冒都会轻易让他们送命,所以他们更害怕冬天。

湖北省湖北口乡的周文兵在去年冬天送了命,那天是大年初四。如果还活着,今年他应该38岁。家中留下7岁的儿子和七旬老母,还有29岁先天失明的又得了乳腺癌的妻子,因为化疗,头发掉光了。

周母常年到山上采五味子卖钱维持一家人生计,手指骨节早因风湿扭曲变形。她拿出儿子的身份证给袁立登记信息。天已经黑了,远处秦岭山脉壮丽苍郁,黑沉沉绵延无尽。白发老人站在自家土坯房前,用扭曲的手指摩挲死去儿子身份证上的照片,忍不住啜泣,无尽悲苦地说了一句“我好心痛”。

“她把儿子从那么小一点点养起来的,现在要通过身份证去看她儿子的照片,你说能不心痛吗?”袁立哭了,在场的人都哭了。

袁立此行见了太多她不曾想到的人间悲苦,她有信仰,觉得自己承受得住。回来多日,再次忆起周文兵母亲,袁立还是红了眼圈,她躲过记者目光,别过头去一直看着窗外。

周文兵死前留下一张与老婆孩子在医院的合照。“一点也不比黄晓明差,很帅,非常非常帅。孩子妈妈那个时候头发还很多,又黑又长,挺秀气的。真的太可惜了。”

袁立看着照片里的周文兵,她觉得周文兵也在注视自己,告诉她,“我就把孩子托付给你吧”。袁立将孩子认作干儿子。“我会管这孩子一辈子,资助他,小学、初中、高中,甚至大学。”

“不是表达心意的问题”

袁立爬上山,又累又喘。这家尘肺病人是蔡永福,本来每家都至少会有一张病人的X光片,唯独蔡永福拿不出。蔡母有精神障碍,把蔡永福的胸片给扔掉了。

蔡永福没有制氧机,呼吸艰难,声如拉锯。湖北口实验电视台台长刚巧有一台。打开制氧机,蔡永福“像吸毒一样”享受。

尘肺病人肺组织纤维化不可逆转,一期患者还可以洗肺,严重者,“肺叶就是两块水泥”,只能换肺。王克勤对尘肺病人的生存状况有句描述,“愈贫困愈尘肺,愈尘肺愈贫困”,很多尘肺病人甚至用不起消炎药,换肺更无可能。

“他们晚上要跪着睡觉才能呼吸,靠氧气机供养,否则会憋死。”

袁立在微博发起“袁立和她的朋友们援助尘肺病农民”活动,为尘肺病人募款购买制氧机,目标2000台。一台制氧机2200元,她自己先捐了100台,人民币合计22万元。崔永元跟进,以助理穆雪峰的名字也捐了100台,此后公众及水均益、王小山等各路名人纷纷参与。

“崔永元说你这个捐法不对,起点太高,后面的人就不敢跟了。”

袁立知道自己起点太高,但她不好意思只捐一台两台。“人家会觉得,你们演员应该有钱,怎么才捐个2200块呢?我本来想捐200台的。”

100台22万,毕竟不能算小钱。她说,“也不是什么大数。”

“把钱看那么轻?”《中国慈善家》记者问她。

“我是想让他们有呼吸机,我想让他们有。不是一个表达心意的问题,这一路不是隔岸观火,看到的是扎扎实实的苦难。”

明星参与公益,原本极易招惹是非,2000台的目标是否能实现,袁立却一点也不担心。“如果没完成,是大家没捐,又不是我。而且完成了又怎样呢?2000台对于600万尘肺病人来说算什么,这颗石头扔到水里连波浪都不起的。如果每人都有了,那漂亮。2000台一定会有的,你看着吧。”

8月1日,袁立微博晒出自己的捐赠票据,22万打入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,用途为大爱清尘尘肺病善款。截至8月13日,该项活动累计收到善款超过120万元,相当于500多台制氧机。

8月3日,她与任志强见了一面,感谢任志强在微博上对她和尘肺病人的支持。“任志强的意思就说,如果你们的项目合格的话,阿拉善是可以有一些,比如说帮助尘肺病人再就业的机会的,但是你们要自己去网上申请。”

此次秦岭探访,袁立借助自己的名人身份优势,让尘肺病再度成为公众讨论话题,这无疑是名人影响力慈善的一次良好诠释。但她却并不喜欢艺人这个群体,她会下意识将自己排除在艺人群体之外,会说“他们艺人……”

她说中国演艺圈是一种县城文工团文化,演员都是县城演员的心态。“很Low(低级)的你知道吗?你看美国的演员,他会关心南非的孩子,他的格局更大,中国的演员不关心这些事,只关心自己。我并不欣赏他们。”

袁立欣赏大知识分子,因为他们开放且亲民,不喜欢小知识分子的傲慢和居高临下。她不想做知识分子,也自知做不了知识分子,但她想做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桥梁。她保持着对演艺圈庸俗文化批判的锋芒,一边收起自己的傲气,怀着对公益组织的戒备,飞向秦岭。在那里,她跟志愿者甚至跟当地政府官员达成了某种和谐。

“敬我们的良心”

2009年,尘肺病人张海超维权受阻,不得已开胸验肺,事件曾被媒体集中报道。“我是最近才看到。”袁立说,她想捐点钱给尘肺病人。

6月18日,她转发了大爱清尘创始人王克勤的一条关于尘肺病的微博。随后,又在网上找了王克勤的资料。“这也没办法辨别真假,但起码可以有个直观判断,有些人讲话很虚或怎样,那直接删除,不要它了。当然,这也不够。”

她想要去看看大爱清尘基金,如果合适,她就捐些钱,然后跟朋友一块去凤凰古城玩。她问好友崔永元,王克勤这人是否可信,崔永元给了肯定回答。

今年7月,大爱清尘启动中国重点尘肺病乡镇成因访问及调研计划,选了两个调研点,一个是陕西省镇安县柴坪镇,另一个是湖北省郧西县湖北口乡。时间凑巧,王克勤邀请袁立亲身体验。

“我没有想到那么快。我心想,既然我是自己主动去跟人家讲的,然后人家来邀请我,我不去不合适。”袁立同意了,但她打算看看就走。7月8日,袁立背着双肩包,拖着小号旅行箱,坐晚班飞机飞抵西安。

大爱清尘志愿者回忆,晚上袁立就住在虫子泛滥的小旅馆。夜里11点,她跟志愿者们一块吃了路边摊,人和善,“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。”

第二天一早,大爱清尘团队准备出发,王克勤建议袁立换上带有大爱清尘标识的志愿者T恤,袁立拒绝。“我不跟他们一伙的,我根本不知道真假。”

当晚,袁立自己换上了大爱清尘的T恤。

她说她参加过一些公益组织的活动,见过“女公益人一天到晚换手镯,有自己的专车”,她觉得“稍微有些过”。在大爱清尘,她至少没看到这方面问题。“而且到了晚上我也没衣服换了,他们的T恤说实话还比较宽松。”

因志愿者人手不够,袁立接了任务,探访48家尘肺病农户。她带着两个小组成员,一个是志愿者王明升,他本身就是尘肺病患者,另一个是来自北京的退休人员刘艳琴,袁立成了主力。自此,志愿行动一发不可收拾。

秦岭十日,袁立完成了超过百户尘肺病农户探访,她常跑银行取钱,而且坚持要有信封。她怕明晃晃地把钱塞给尘肺病农户会伤害到对方自尊。湖北口乡党委书记起初也误会袁立此行多半是“明星作秀”。时间久了,彻底对她改观,撰文赞赏袁立做公益单纯投入。一次探望尘肺病农户,那家人正为孩子到县里上学的学费发愁,袁立从包里抽出几张钱塞到信封里,想想,再塞几张,临走上车前觉得不够,又数一沓。

袁立演过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中的侠女杜小月,尘肺病农户都叫她杜小姐。7月12日,是杜小姐到秦岭的第四天,也是她的生日。晚上,大爱清尘志愿者们为她举办了一场简陋的生日会。杜小姐举起酒杯说,“敬我们的良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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